吳村正歎着氣說：“是啊，豐年或許能多點，上好的水田或許能收個兩石，旱田一石多點，但今年肯定收不來這麼多。前段時間長苗的時候旱的厲害。旱田能收八鬥，水田……唉……能收四鬥就不錯了。”

多少？四鬥？80斤？

一畝地？

然後還要交30斤的稅？

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幹半年，一畝地才剩50斤稻谷？就算能種兩季，一年豈不是才100斤？那一個人要種多少畝地才夠活下去？

沒有農業機械加持，一個人種三畝稻子頂了天了，有牛也最多翻個倍，何況橋頭村隻有村正一家有牛啊！

就算是豐年，按一畝地能産兩季糧食算，一畝地也隻能剩下兩三百斤，可一個人一年正常來說要吃三百斤糧食啊，老人和小孩也得一二百斤。[1]

這個賬根本算不平啊！

程明月意識到一個問題，她老師說的跟以前比提高一倍，老師口中的以前可能是指解放初期而不是古代！

怪不得這裡農村男人和女人都一起下地幹活，也沒搞出來過裹小腳這種奇葩損害勞動力的習俗出來啊，因為大家一起下地才能勉強裹得住吃啊，要知道老人和小孩都不能算勞動力啊。[2]

怪不得一畝地隻收30斤糧食，不是朝廷不想多收，而是再多收，百姓真養活不了自己啊。

程明月這一路也沒再講話，恍恍惚惚腦子裡不知道在想什麼，吳村正心裡有事兒，也沒注意程明月的異常，兩個人沉默着走了将近一個時辰，才走到山底下縣城裡頭。

找到糧商問了問價格，糧鋪掌櫃說：“看你買多少，買的少一鬥二十二文。”

吳村正掏了之前程明月給她的那塊銀子，遞給門口的夥計：“給我稱稱這塊有多少，全換成糧食。”

夥計接過銀子，用小秤稱了：“四兩二分，給你一鬥饒兩文，按二十文一鬥算，一共二十一石”

橋頭村一共八百多畝地，也就是說這次秋糧至少要交八百多鬥，也就是四十多石，這麼算來，虧空應當是填上了，剩下的二十多石村裡人怎麼也能擠的出來。

就是到明年村裡收麥子前，大家得勒緊肚皮過日子了。

吳村正想起什麼，對程明月說：“我都忘了，當時你還多給我一兩多，你也别買了，你家就兩畝薄田，到時候交兩鬥麥子也就夠了，我這兒給你一起出了。”

程明月問：“幹娘，你剛剛說秋稅旱田交谷子和豆子，小麥也行嗎？”

吳村正說：“當然行，年年旱澇不定，要是小麥收的好，交糧的時候拿五月收的小麥頂了秋稅的稻子，或者拿九月收的稻子頂了春稅的麥也是常有的事兒，隻是不能是陳年的米麥，若是得話就要打折扣了。”

“不是小麥行嗎？比如玉米？”

吳村正趕緊說：“那玉米可是金貴物，哪能交稅去，換成錢再買麥子多好！你可别打你家地裡那點玉米的主意，你不是說那是留的種嗎？今年你家的秋稅你就别管了，幹娘自會給你交上去。”

“不是不是，我不是說今年我要用玉米交稅，我的意思是……額……比如玉米往後不值錢了，種的到處都是了，可以用玉米頂替谷子交稅嗎？”

吳村正想了想：“這個不好說，得看稅官的意思。但一般是不讓用其他東西頂的，朝廷年年收的也就稻谷，谷子，麥子這三樣。”

可惜了。

要是能頂，她那幾筐土豆今年就能派上用場。

她一共有能種兩畝地的發芽土豆，土豆的産量不是玉米水稻這種地面作物能比的，不算高産的土豆，一畝地都能産五千斤，兩畝地就是一萬斤，那就是整整五十石。

能頂上橋頭村一年的稅了。

程明月說：“要不我也買點吧，我家也沒糧食了，再說了，我上次賣玉米不是賺了點，我多買一點萬一到時候不夠還能出點力。”

吳村正瞪了她一眼，然後把她拉到一邊，小聲說道：“買這麼多，回頭村裡人看見咱倆拉這麼多糧食回去，都一哭二鬧的不交糧了。”

她是想幫着大家挺過這關，不要有人因酷稅餓死，不要有人交不起稅外逃，自己也保住村正的位置，不用受罰。

但她又不是菩薩，沒有道理一個村正要養活一個村子的人。

“再說，你那點銀子看着多，實際根本不禁花。”吳村正給程明月算了筆帳：“我看你棉花種的不賴，也收了百來斤在家裡，将來得找木匠打個織布機吧，還得打個紡紗機吧，将近一兩的銀子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