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間,雲決明愣在當場。
“當然,我并不是在暗示科爾·埃弗裡跟這些不正常的謀殺案數量有什麼直接的關系,”索夫科瓦斯基教授不慌不忙地繼續說了下去,“我隻是說,他作為洲際警察的老大,他的某些觀念會影響不少縣警察局長——你知道911緊急報警電話的平均響應時間如果遲上幾分鐘,會有什麼後果嗎?”
雲決明搖了搖頭,“您的書裡沒有提到這一點。”
“因為沒人敢在現實中試驗這一點,孩子,那倒不是因為政客或警察擔心會有多少人因此而去世,而是因為這是直接與選票及民意挂鈎的指标,一個警察局局長,即便他在任期間什麼政績都沒做出,隻要他宣稱自己把緊急出警時間縮短了三十幾秒,也一樣能得到選民的熱烈鼓掌,甚至有可能就借此走上政途,我自己就見識過幾個這樣的例子。如果你對這部分課題感興趣,Ming,我強烈建議你選修政治科學專業,對你的幫助會很大。”
“但這跟我調查到的異常數據,還有傑森的父親有什麼關系嗎?”雲決明有些迷惑,他能聽的出來索夫科瓦斯基教授似乎極力想暗示他些什麼,但他沒有辦法把極端種族主義,緊急報警電話的響應時間,還有政績這幾個關鍵詞組合起來,并得到答案。
要是艾登在這裡,多半就能聽懂。他有點懊悔地想到這一點。
“唉,”索夫科瓦斯基教授歎了一口氣,“孩子,你對美國政治一竅不通,是不是?”
“是的。”雲決明幹脆地承認了,他五年前就拿到美國國籍了,然而至今對公民義務一無所知,也從沒參加過投票選舉。加入美國國籍是母親執意的要求,雲決明沒有反對的餘地。但這件事一直是他心中隐隐的一道傷痛,仿佛被人為切斷了與祖國之間聯系的臍帶,他實在難以接受自己法律上已經不再是中國人了這個事實。
“亞裔移民的通病,”索夫科瓦斯基教授搖了搖頭,她顯得有些失望,“你們一邊抱怨美國人不讓你們在政壇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你們之中卻沒幾個願意真正研究美國政治,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抱歉,我跑題了。”
“沒事,教授。”
但接下來的幾秒,索夫科瓦斯基教授卻似乎陷入了沉思,那雙機敏的灰綠眸子一瞬不瞬地盯着雲決明,不知道是不是後悔在他面前說了适才的那幾句稍嫌尖銳的評價。雲決明還在思量這件事,就聽見對方突然開口了。
“你不會去跟人事部舉報我吧?”她眯起了眼睛,“告訴他們我說了一些超出教授身份範疇的話?”
“當然不會,”他吃了一驚,趕緊換上了自己最真誠的語氣,“我向您發誓——”
“不用弄得那麼嚴肅,”索夫科瓦斯基教授揮了揮手,“你是個亞洲人,你們天生就不會玩舉報的遊戲,我剛才隻是想跟你開個玩笑。好了,讓我把門關上——人事部也許不會把一個中國移民學生的投訴放在心上,但被别人聽到,我可就保不住我的飯碗了。”
她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過去将門關上了,雲決明覺得嗓子登時緊了起來,但他設法将控制不住發起抖來的雙手藏在了辦公桌底下,盡力維持着自己禮貌的微笑,注視着索夫科瓦斯基教授挪動着她不怎麼利索的髋關節,重又坐回辦公桌後面。
“你想知道科爾·埃弗裡為什麼會與那些不正常的數據聯系到一塊,是吧?”
“是的,教授,請您解釋給我聽。”
“我很樂意解釋——但我不希望我的名字出現在任何書面材料上,不管你到底要用這些數據做什麼,你大可以把我的解釋據為己有,向全世界宣布那是你的主意,或者你是從一條狗那兒得到的啟示,我都無所謂。”
索夫科瓦斯基教授的目光越發銳利了起來,雲決明有種預感,她已經猜出了自己調查這些數據是為了艾登父親的謀殺案,甚至有可能是看在這一點上才願意告訴他接下來的那些話。
“我知道你對美國政治環境一竅不通,我們也沒有時間當場上一節初級政治課,但我還是可以為你稍稍解釋一下約州的現狀,等我解釋完以後,你就會對那些謀殺的數據有一個更加直觀的認識。”
“洗耳恭聽,教授。”
“約州是深藍州,并非搖擺州,除了意味着這兒基本等于民主黨的票倉以外,約州的觀念也很開放,先進——或者說至少表面如此。2013年,加利福尼亞州的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後,U大的統計學部門,心理學部門,還有社會學部門好幾個教授聯合起來,做了一次大型的意向調查——你可以在圖書館找到他們當時發表的論文——結果顯示約州接近一半的居民都贊成同性婚姻合法,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居民認為孕晚期堕胎應取決于個人選擇而非法律規定,這兩點就已經能體現出約州居民觀念的整體狀況。
“同時,約州還很富有。我們擁有全美最多的州人均百萬富翁人數,占總家庭的9%——當然,這其中絕大部分都是白人,相信你應該能預料到這一點。
“所有這一切加起來,都讓約州看起來是個非常美好的地方,公立教育全美質量第一,人均GDP數一數二,得益于我們嚴格的禁槍舉措,全州的犯罪率都低得令人發指。但這些是有代價的,Ming。在1980年以前,約州的治安差得令人發指,在紐約無處安身的流浪漢,逃離的罪犯,貧窮的移民,全都跑來約州安了家。連續好幾年,約州都被評為“最危險,最不适宜居住”的州,謀殺率在全國名列前茅,全國排名前十的犯罪之城,有五個都在約州。
“代價就是,從1980年以後,州政府不動聲色地将幾乎占全州50%人口的黑人,拉丁裔,還有部分歐洲移民,都逼迫到幾個集中的地區生活。當然了,在約州這麼一個多元化,又看似非常講究政治正确的民主黨大本營之一的地方,我們不會像維吉尼亞州或者是新罕布什爾州那樣搞□□主義,我們策略要更加優雅卑鄙一些。當地政府會在距離黑人聚集區不遠不近的地方新建漂亮的社區,公園,公立學校,大型商場,無形中把這個地區的房産稅和房租提升了一大截,逼得那些負擔不起的黑人搬到别處去居住。漸漸地,這就像把灰塵藏到地毯下一樣,約州成了如今表面光鮮亮麗的模樣,沒人關心地毯下的虱子過的是怎樣的日子,這其中就包括約州的警察。
“你知道是誰向約州曾經的州長提出了這個建議,并借着這一點讓上一任州長的政績無比光輝,令他後來成功當上了參議員?”
這一次,就算是再蠢的人也知道索夫科瓦斯基教授暗示的是誰,雲決明倒吸一口冷氣,原本因為對方關上辦公室門而帶來的不适在這一刻徹底消失,“您是怎麼知道這些的?”他壓低了聲音,不敢置信地問道。
“為了寫我的書,我還是做了一點研究的。”索夫科瓦斯基教授苦笑了起來,“我原本打算整本書都以約州為例子,來說明謀殺案是如何深刻的影響并塑形着我們所身處的社會。然而,考慮到我仍然要在這兒生活,工作,我的家人和孩子都在這兒,我舍棄了所有與約州有關的草稿部分,替換成了加州。”
這句話讓雲決明有了某種微妙的感覺,卻又一時之間沒法抓住。
“約州在那段時間少數族裔的被謀殺數異常上升,跟這個暗中執行的政策是分不開的,快速增長的經濟指數背後藏着少數族裔連年暴跌的平均收入指數,逐年攀升的失業率,而我們都知道經濟是誘發謀殺的第一大因素。”
“但這個政策暗中執行的速度不可能很迅速,”雲決明脫口而出,“從1987年到2010年,大部分時候,約州的少數族裔應該都還處于分散的狀況。我知道經濟與謀殺之間的聯系非常緊密,但它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吧?”
“這就是我的老同學,科爾·埃弗裡該上場的時刻了。首先,你得明白一點,既然科爾和州長的目的是要緩慢而且有意識地将少數族裔趕到低收入的地區生活,他們也就不會再在乎他們的選票了。其次,就像我說的,科爾·埃弗裡的态度會影響其他的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