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然仔細研究了三起案件的被害人，共性其實并不多，無非就都是女性，年紀都在25-35歲之間。

除此之外，她們是高矮胖瘦，膚色是黑是白，頭發是長是短是直是卷，以及她們被擄時，身上的穿搭飾品等，均沒有共性。

顯然兇手并不是根據體貌特征去尋找目标的。

但兇手又絕不是随機擄人的，因為三名被害人被擄時，均沒有目擊者，即便通過深入調查以及懸賞，也并沒有找到目擊者，如此說來，兇手擄人的時機把握得極好，而這顯然是籌謀之後，謀定後動的結果。

否則，如果真是随機擄人，兇手如何能保證他三次行動都如此順利，不被任何人看見呢？

有人可能會說，那如果兇手都是半夜行動，半夜人少，豈不是就不容易被人看見。

但同樣的，半夜人少，目标群體也同樣少，兇手如何能保證他半夜在大街上遊蕩時就一定能碰到一個同樣孤身一人在大街上遊蕩的青年女性呢，并且同時還要保證周圍沒有其他人。

這種随機性顯然是要靠緣分的，一次兩次或許還能說得通，但三次就絕非緣分那麼簡單了。

并且兇手每殺死一名被害人，下一名被害人便會在15-20天内失蹤，也就是說，兇手很可能殺完一個，便會開始物色下一個，如此節奏才能滿足自己變态的需求。

所以說，兇手一定有自己的選擇标準，也就是三名被害人之間尚未被挖掘到的共性，兇手通過15-20天的尋找，鎖定，然後有計劃地将人擄走。

那麼共性到底是什麼呢？

紀然飛快地翻着資料，連調查三名被害人的社會關系時的諸多筆錄都沒有放過，她飛快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記錄着。

三名被害人，8.23案的被害人，秦菲，29歲，已婚，友誼百貨的售貨員，丈夫是貨車司機，兩人感情很好，有個兒子，今年4歲，還沒上幼兒園，一直是孩子的爺爺奶奶帶着。

秦菲在單位人緣不錯，工作之餘也會約單位的小姐妹逛街打牌，社會關系并不複雜。

秦菲是8月20日下班後失蹤的，她的丈夫8月21日下午從外地跑車回來，發現家裡沒人，等到秦菲下班的時間也不見人回來，他急了，就去找秦菲經常一起玩的同事，對方卻告訴他秦菲因為知道他今天回來，特意跟人調了班，今天根本就沒上班。

這時兩人才意識到秦菲可能出事了，便一起去警局報了案。

9.10案的被害人，餘麗，35歲，已婚，麗麗鮮花店的老闆，丈夫是鼓風機廠的銷售員，兩人的女兒今年剛上初中，平時也住在爺爺奶奶家，因為離學校近。

餘麗是9月7日晚上失蹤的，第二天，9月8日，剛好是周日，女兒放假來花店找她，服務員說老闆今天沒來店裡，連貨也沒進，女兒以為餘麗身體不舒服在家休息呢，沒想到回家也并沒有找到餘麗，孩子急哭了，去找爺爺奶奶，而此時餘麗的丈夫還在外地出差呢，爺爺奶奶便帶着孩子報了案。

前兩起案子的共性便是，被害人都是已婚婦女，丈夫從事的都是經常外出的工作，并且孩子也不在家，被害人獨居的時候較多。

然而這僅有的共性再結合第三起案子，便沒有任何共性而言了，這正是讓衆人都極為不解的地方，當然了，紀然也同樣不解。

10.15案的被害人，王绮羅，25歲，未婚，并不是本地城市戶口，戶口所在地是濱城市武安縣大柳鎮池東村，她是從村裡走出來的打工妹，20歲進城，如今已經5年了。

她沒什麼文化，進城之初幹的都是服務員一類的工作，直到一年前她當上了大豐食品廠的女工，這才穩定下來，大豐食品廠提供食宿，她跟三個同事一間宿舍，其中一人正是報案人劉娟。

如此看來，王绮羅未婚，又并非獨居，跟秦菲和餘麗的情況截然不同，她為什麼會成為兇手的目标呢？

并且據報案人劉娟所說，王绮羅9月30日下班後便直奔客運站，她應該是先蹭一段後勤采購的車，再走大約20分鐘便能到客運站，這段路兇手是沒有可能動手的，畢竟下班時間人多眼雜，兇手光天化日地擄人不可能沒有目擊者。

客運站和客車上就更不是什麼下手的地方了。

隻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兇手一路尾随，在王绮羅下車後，落單無人的時候下手。

但如此一來，他又要将一個大活人再帶回濱城，這不是給自己找麻煩嘛，紀然換位思考，如果她是兇手，她一定不會選擇這種目标，費時費力不說，中途還容易出纰漏。

那麼，就還有一種情況，那就是王绮羅根本就沒去客運站。

紀然想到了她剛才翻的一些關于走訪客運司機留下的筆錄。

她剛穿來的那天，郭淮就是帶着顧然去走訪跑濱城到大柳鎮的最後一個客運司機的。

然而那天晚上打聽的結果卻是，這個客運司機同樣對王绮羅沒有印象。